淋巴瘤诊疗正步入加速演进的关键阶段，突破性疗法与创新研究成果不断重塑临床实践格局。2025 年 12 月 6 日至 9 日，第 67 届美国血液学会（ASH）年会于奥兰多盛大举行。本次大会上，无论是在侵袭性淋巴瘤精准诊疗还是惰性淋巴瘤的长期疾病管理领域，均呈现出多维度、深层次的创新突破。为进一步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肿瘤瞭望-血液时讯》现场特邀淋巴瘤领域的两位资深专家——美国华裔血液与肿瘤专家学会（CAHON）会长、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侯景周教授与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邹德慧教授，围绕“淋巴瘤领域重磅进展及中美经验分享”展开深度对话，以期为国内淋巴瘤领域的临床与科研工作者提供前沿学术资讯与实践参考。

《肿瘤瞭望-血液时讯》：在您此次口头报告中，一种新型CD19×CD3双抗在复发/难治性滤泡性淋巴瘤（FL）患者中显示出高完全缓解率和持久的微小残留病（MRD）阴性反应，并且在既往接受过 CD19 CAR-T 或 CD20双抗治疗的患者中依然有效。您认为这些结果对未来滤泡性淋巴瘤的治疗策略和临床实践有何启示？

侯景周教授：谢谢邹教授，很高兴有机会与您共同探讨淋巴瘤领域的最新进展。这是一项关于CD19×CD3 双特异性 T 细胞连接器（TCE）Surovatamig的Ⅰ期临床研究，该药物早期由一家小型制药公司开发，四年前启动试验，后因初步临床结果积极，被阿斯利康公司收购。目前，该项目已扩展为全球多中心研究，涵盖亚洲地区（包括中国、日本等）和欧美国家（如美国、加拿大等）以及澳大利亚。

在本次大会上，我报告了该药物在复发/难治性滤泡性淋巴瘤治疗中的3年长期随访数据。这也是继去年ASH大会上首次报告后的更新结果。双特异性抗体作为一种新型疗法，与CAR-T疗法互为补充，双特异性抗体尤其适用于惰性淋巴瘤，如滤泡性淋巴瘤和边缘区淋巴瘤（MZL）等。由于这些淋巴瘤进展较为缓慢，因此CAR-T疗法的必要性仍需进一步评估。相较而言，对于高危的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DLBCL），CAR-T疗法通常是首选，其疗效显著。

本次汇报结果显示，在复发/难治性滤泡性淋巴瘤患者中，总体缓解率（ORR）达100%，完全缓解（CR）率达85%。其中，8例既往接受过双抗或CAR-T治疗的患者均达到CR，至今无复发。此外，11例入组患者均已实现CR，并完成24个周期（2年）的治疗，目前停药后也无复发。

总之，早期临床数据表明，该药物治疗反应率高，多数CR患者达到微小残留病（MRD）阴性且缓解持久。尽管已随访约三年的时间，但仍需更长期的观察以验证其疗效的持久性。此外，该疗法整体不良反应发生率很低，证实CD19/CD3作为靶点在惰性淋巴瘤治疗中的潜力。相信其他公司也在研发类似的药物，期待该类药物未来能够成为全球性疗法，惠及更多淋巴瘤患者。

邹德慧教授：感谢侯教授的介绍。我对该药物也有一定了解，并且参与了其一线治疗滤泡性淋巴瘤的全球多中心临床试验。在前期单臂剂量爬坡的扩展性研究中，我作为主要研究者（PI），负责入组了3例患者。目前，这3例患者均处于持续治疗中，并已达到CR状态。与此同时，正如侯教授所言，该药物安全性良好，不良反应发生率极低。基于此，我认为下一步开展的Ⅲ期临床研究有望进一步推动该药物在淋巴瘤治疗策略中的定位，并对未来相关治疗路径的优化产生重要影响。

《肿瘤瞭望-血液时讯》：在本次ASH大会上，您团队展示了多项关于CAR-T治疗大B细胞淋巴瘤（R/R LBCL）的重要研究，包括疗效预测、与高剂量化疗/自体移植（ASCT）联合以及桥接方案等，可否请您总体分享下这些研究成果及其临床价值？

邹德慧教授：我的研究领域与侯教授略有不同，主要聚焦于侵袭性淋巴瘤，尤其是大B细胞淋巴瘤，以及相关的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和细胞治疗方面。在本届ASH年会上，我们团队汇报了多项针对CAR-T治疗大B细胞淋巴瘤的临床研究成果，包括疗效预测模型的建立以及治疗方案的优化。

首先，在疗效预测方面，我们开展了一项基于代谢组学的研究，旨在早期对常规CAR-T治疗的有效性进行预测。此前，我们团队已报道了将PET-CT与治疗后第14天和第28天的循环肿瘤DNA（ctDNA）动态监测相结合，用于预测患者能否获得深度缓解及长期疗效的相关研究。然而，这些均属于治疗后评估。本研究旨在实现治疗前预测，以指导临床决策。我们在R/R LBCL患者CAR-T治疗前采集外周血样本，进行非靶向代谢组学分析，并通过机器学习筛选特征性代谢产物，建立预测模型。

初步结果显示，该模型在训练集和验证集中均表现出良好的预测性能，提示其在预测CAR-T单药治疗疗效方面具有一定的可行性。未来我们计划进一步扩大样本量，并在前瞻性研究中对其进行验证，同时尽可能简化模型中所涉及的代谢指标，以提升临床适用性和便捷性。总体而言，该模型有望为临床医生、患者及其家属的治疗决策提供参考依据；并且对于预测CAR-T单药治疗疗效欠佳的患者，可在治疗前尽早进行干预或联合治疗，从而进一步提高CAR-T治疗的整体疗效。

此外，另两项研究主要围绕CAR-T细胞治疗的联合策略展开，旨在进一步优化其治疗疗效。基于近年来我们团队的研究经验，对于特定高危复发/难治性患者，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联合CAR-T细胞治疗可进一步提升治疗效果。不过这些研究均基于试验性CAR-T产品开展。在本次研究中，我们进一步分析了中国于2021年获批上市的两款商业化CAR-T产品，并在真实世界队列中再次验证了ASCT联合CAR-T治疗在提高疗效方面的临床价值。

同时，针对高度复发/难治性患者，我们设计了以CD20×CD3双特异性抗体为基础的桥接/挽救治疗方案，随后序贯CD19 CAR-T或ASCT+CAR-T。该策略旨在治疗前显著降低肿瘤负荷，并使多数患者进入CAR-T或ASCT+CAR-T治疗时处于较佳全身状态，从而同时降低治疗相关并发症风险并提升抗肿瘤疗效。在本队列中，通过序贯联合治疗，患者接受CAR-T或ASCT+CAR-T后，部分缓解（PR）率及以上达100%，CR率超过80%。中位随访12个月时，所有患者仍维持持续缓解。

以上均为初步结果，仍需在大样本队列中进一步验证。我们期望此类优化策略能够进一步提升侵袭性淋巴瘤的整体治疗结局。

侯景周教授：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LBCL），尤其是复发/难治性高危亚群，仍是临床面临的重大挑战。尽管近年来其治疗取得显著进展，在美国已批准了三款商业化CD19 CAR-T产品，但总体疗效仍有限，CR率仅为约50%。在此背景下，如何进一步优化 CAR-T 治疗策略，成为该领域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首先，针对CAR-T疗效预测的挑战，目前仍缺乏可靠的方法来准确识别潜在获益或疗效不佳患者。邹教授团队的相关工作已显示出积极的早期信号，期待在后续研究中尽快进一步验证并明确关键预测指标，从而在治疗前识别出单用CAR-T疗效可能受限的高危患者，及早引入强化治疗策略，最终提升整体疗效。

其次，针对序贯联合治疗的优化，特别是T细胞连接器（TCE）的引入。这一方向同样具有较大的研究潜力。需要特别强调的是，TCE与CAR-T细胞治疗在靶点选择上应有所区分。现有研究提示，当双特异性抗体与CAR-T靶向相同抗原时，可能因受体竞争或抗原丢失而削弱后续CAR-T的疗效。因此，针对DLBCL高危患者，避免CD19 CAR-T治疗前使用CD19双抗，而应考虑异靶点组合。

总体而言，邹教授团队围绕CAR-T治疗核心难点开展的两项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具有明确的临床价值。同时，中国学者在ASH、ASCO等国际会议中的口头报告数量持续增加，相关研究成果令人印象深刻，充分体现了国内相关领域研究水平的快速提升与国际影响力的显著增强。

《肿瘤瞭望-血液时讯》作为惰性淋巴瘤（如滤泡性淋巴瘤、CLL/SLL）方面的专家，您能分享美国在这些疾病的诊疗策略、用药选择以及治疗管理上的经验吗？有哪些值得中国临床借鉴的实践或思路？

侯景周教授：我的研究领域主要聚焦于淋巴瘤及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对于DLBCL，在美国一线标准治疗仍为R-CHOP方案。然而，对于复发/难治患者，CAR-T细胞治疗正逐渐取代传统移植成为主要手段，其疗效显著。期待更多如邹教授团队所开展的研究，为复发/难治性DLBCL患者带来更多获益。

滤泡性淋巴瘤作为惰性淋巴瘤的最典型代表，其治疗进展可为其他惰性淋巴瘤（如边缘区淋巴瘤、 华氏巨球蛋白血症等）提供借鉴。目前滤泡性淋巴瘤标准治疗方案仍相对模糊，既往选项包括R-CHOP或苯达莫司汀+利妥昔单抗（BR），但多数患者仅获部分缓解，且持续缓解时间有限。新一代靶向方案如来那度胺+利妥昔单抗等亦显示良好疗效，但均无法实现根治。

近年来，CAR-T及双抗在惰性淋巴瘤中的应用备受关注。多项研究显示CAR-T治疗患者应答率较高，但即使获得CR，随时间推移仍存在复发风险，5年复发率相对较高。与之不同，在DLBCL中，若患者在治疗后1年内未复发，则后续复发风险明显降低，治愈可能性较高。而惰性淋巴瘤患者即使维持1～2年缓解，仍可能再次复发。目前尚未实现5年以上持续CR，但随着随访延长，部分惰性淋巴瘤患者有望实现功能性治愈。双抗作为另一重要进展，具有“off-the-shelf”、副作用小（如CRS及ICANS发生率低）、加入TCE等优势，患者生活质量更优，且潜在成本可控。二者机制互补，未来序贯或联合应用值得探索。对于惰性淋巴瘤而言，若患者在10年内无需再次治疗且未复发，可被视为达到临床意义上的治愈。

在CLL领域，治疗进展同样迅速。目前CLL治疗主要围绕三大关键靶点展开：CD20单克隆抗体、Bruton酪氨酸激酶抑制剂（BTKi）以及BCL-2抑制剂。在美国，获批一线治疗的BTKi主要包括伊布替尼、阿可替尼和泽布替尼。近年来，BTKi联合BCL-2抑制剂，或进一步联合CD20单抗的治疗策略逐渐受到关注。多项研究表明，与单药治疗相比，联合治疗在应答率及微小残留病（MRD）清除方面均表现更优。

然而，单药与联合治疗各有优势与局限。联合治疗通常为有限期用药，多数为1年，可减少长期持续治疗带来的经济负担和副作用；但其早期不良反应发生率相对较高，且并非所有患者均适合接受联合方案。而且，从长期随访来看，即便在完成有限期联合治疗后，仍有部分患者在3-5年内出现疾病复发，可能需要再次干预。值得一提的是，双抗及CAR-T在CLL中的探索也在推进，期待未来能够实现CLL的功能性治愈。

邹德慧教授：正如侯教授所言，对于部分惰性淋巴瘤亚型，目前已具备追求功能性治愈的潜力，即实现10年以上无需治疗且维持高质量生活的持续完全缓解。侯教授阐述的多项进展，不仅指明了惰性淋巴瘤未来治疗的发展方向，更承载着广大患者的共同期盼。

《肿瘤瞭望-血液时讯》：在侵袭性淋巴瘤，尤其是大B细胞淋巴瘤的诊疗实践中，您团队在疗效优化、毒副反应管理及联合治疗策略方面有哪些成功经验，可以分享给国际同行？

邹德慧教授：对于侵袭性淋巴瘤，尤其是DLBCL，正如侯教授所述，目前全球（包括美国和中国）一线标准治疗仍以R-CHOP或类似方案为主，但其治愈率仅约50%–60%。

近年来，在精准诊断和治疗反应评估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一方面，通过分子遗传学分析、肿瘤微环境评估及相关生物标志物检测，我们能够对初诊患者进行更精确的预后分层，并为个体化治疗提供依据；另一方面，更早期和精确的疗效评估，能够帮助我们及早识别原发难治或早期复发的患者，为双抗、CAR-T等创新性免疫治疗前移至2线或1.5线干预提供机会，从而提升患者获得临床治愈的可能性。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专家在这两方面均做出了一定成果。例如，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赵维莅教授团队通过基因分型指导R-CHOP基础上的个体化治疗策略，已显示出良好的疗效。然而，当前基因分型仍不够完善，分析与检测标准化程度尚远未达到理想水平，因此这一领域仍有较长的路要走。

我们中心的特色工作则聚焦于年轻中高危/高危DLBCL患者。既往研究已证实，针对这部分患者，采用增强免疫化疗方案，尤其是EPOCH联合利妥昔单抗，较传统R-CHOP方案可显著提升疗效。当前，我们正在开展的前瞻性队列研究采用分层增强免疫化疗策略，并在第2及第4治疗周期结合PET-CT与ctDNA动态评估，以早期识别原发难治或早期复发患者，并在“1.5线”阶段及时引入双抗或CAR-T等治疗。初步结果显示，该策略具有良好的疗效前景。期待未来与大家进一步交流。

侯景周教授：邹教授的分享十分精彩。对于侵袭性淋巴瘤，尤其是DLBCL，当前精准风险分层及动态疗效评估已成为优化治疗的关键策略。一方面，在治疗前通过预后评估手段识别不同风险层级的患者，判断其对标准治疗方案的潜在应答；另一方面，在治疗过程中，尤其是在完成2～3个疗程后，借助PET-CT对治疗反应进行再评估，从而实现动态风险分层。对早期即达到CR的患者，可继续维持原治疗方案；而对疗效欠佳的患者，则应尽早调整治疗策略，包括提前引入CAR-T或双抗等治疗，以提高临床治愈率。

在高危DLBCL人群中，双抗治疗前移亦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方向。当前已有多项Ⅰ/Ⅱ期临床研究显示，在标准免疫化疗基础上联合双抗，可显著提高应答率。然而，这类研究仍处于早期阶段，其疗效的持久性仍有待更长时间的随访加以验证。因为尽管R-CHOP治疗的早期CR率较高，但仍有相当比例的患者会复发，甚至在已达到CR的患者中，仍有约15%～20%最终出现疾病进展。因此，我们期待双抗等新型免疫治疗的加入，能够进一步降低复发风险，提升一线治愈率，为更多高危DLBCL患者带来持久的生存获益。

《肿瘤瞭望-血液时讯》：中美两国在淋巴瘤的治疗及研究方面有哪些显著差异？您认为在未来的治疗实践中，中美应该如何借鉴彼此的优势，进一步推动淋巴瘤领域的创新发展？

侯景周教授：作为一名毕业于中国医学院，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并长期从事科研与临床工作的医生，我始终高度关注中美两国在医学与科研领域的发展和合作。我目前还担任美国华裔血液与肿瘤专家学会（CAHON）会长，该协会成立二十年来，始终以促进中美医学学术交流与合作为使命，并与国内医学界持续保持密切联系。

回顾5～10年前，中美在生物医药领域的差距较为明显；然而，近年来这一差距正在迅速缩小，部分方面中国已展现出领先优势。例如，在双抗、双靶点CAR-T等创新药物研发，以及以邹教授团队为代表的前瞻性预测研究中，中国科研力量显示出卓越的创新能力。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科研成果正逐步实现从实验室向临床的有效转化，不仅惠及中国患者，也为全球患者带来切实获益。

在美国，生物医药体系经过多年积累，已建立较为成熟的规范化框架，尤其在Ⅰ/Ⅱ/Ⅲ期临床试验的设计、质量控制及药物方案制定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可为国内同道提供有益参考。中国当前在临床前研究及早期临床试验方面已具备扎实基础，部分Ⅰ期临床研究的质量甚至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未来关键在于系统提升Ⅱ/Ⅲ期大规模临床试验的能力，确保设计严谨、执行规范、数据高质量，从而获得全球认可。我认为随着时间推移，这一进程必将实现。

邹德慧教授：诚如侯教授所言，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动下，中国创新型生物医药企业在新药研发方面成果斐然，尤其在双抗、抗体偶联药物（ADC）及 CAR-T 细胞治疗等前沿领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部分领域，中国已与美国并驾齐驱，并依托政策支持实现率先布局并推进早期探索性研究。

然而，也如侯教授所指出的，中国在基础机制研究、Ⅱ/Ⅲ临床试验的规范化管理以及推动多中心协作研究方面，仍存在亟待补足的短板。我相信，在侯教授及各位专家的指导和支持下，凝聚行业同仁的合力攻关，我国必将在这些关键领域加速突破，稳步提升全球生物医药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专家简介

侯景周 教授

美国华裔血液与肿瘤专家学会（CAHON）会长、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

侯景周（Jing-Zhou Hou）医学博士、博士学位，现为匹兹堡大学希尔曼癌症中心（UPMC Hillman Cancer Center）玛里奥·莱缪血液癌症中心的临床血液肿瘤学专家，专注于血液恶性肿瘤、细胞疗法和骨髓移植。侯博士获得了中国河南医科大学的医学学位，上海医科大学的硕士学位，并在杜兰大学获得了分子与细胞生物学博士学位。他在东北俄亥俄大学医学院完成了内科住院医生培训，并在斯坦福大学完成了血液学和肿瘤学的专科训练。侯博士已获得内科和血液学专科医师资格认证. 侯博士于2007年加入UPMC Hillman癌症中心。

侯博士是血液学和骨髓移植（BMT）领域的临床医生及临床研究员，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UPMC）希尔曼癌症中心血液恶性肿瘤临床研究中心主任。他与匹兹堡大学癌症研究所的实验室科学家/研究员合作，在血液恶性肿瘤和骨髓移植的免疫和细胞疗法方面进行转化研究。他参与了许多前沿临床试验，如双特异性T细胞接合分子、免疫治疗和靶向治疗。这些试验中的许多已促使FDA批准了多种研究性药物，如维奈克拉（venetoclax）、伊布替尼（ibrutinib）和维泊妥珠单抗（polatuzumab）。

侯博士曾于2010年至2015年担任临床肿瘤路径委员会淋巴瘤小组主席，至今继续担任淋巴瘤委员会投票成员。作为一名临床教育者，自2010年起，侯博士一直为肿瘤科进修医师和住院医师讲授淋巴瘤的管理知识。他还经常应邀在地区性、国家性及国际性会议上就淋巴瘤和AML的相关话题发表演讲。侯博士曾获得多个奖项，包括UPMC Hillman的Leo Criep医学博士卓越病人护理奖，并连续多年入选Pittsburgh Magazine“顶尖医生”和 Castle Connolly“顶尖医生”名单。

自CAHON成立以来，侯博士便是其成员之一，并一直为CAHON服务, 曾担任学术委员会成员、学术委员会主席、协会会长 （2014-2016）、董事会成员以及董事会主席（2024-2026）。

邹德慧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

主任医师 硕士生导师

淋巴肿瘤诊疗中心移植与细胞治疗病区主任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淋巴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淋巴瘤专业委员会常委

中国抗癌协会淋巴瘤康复委员会常委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罕见病学组委员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血液学专业委员会常委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骨髓瘤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老年医学会血液学分会常委

天津市抗癌协会淋巴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CSCO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工作组副组长

《中华血液学杂志》青年编委

研究方向：淋巴系统肿瘤（包括淋巴瘤、多发性骨髓瘤等）的临床和转化研究、造血干细胞移植、CAR-T细胞治疗血液系统恶性疾病